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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等你的眼睛适应了这儿异常昏暗的光线后,你就能惊异地发现,地窝子当间,还凹下去一大块。通过一个三四级的土台阶,你要是战战兢兢地一直走到这凹地的底部,再仔细一看,出现在你面前的竟然是两具年代非常久远的”尸骸“。这两具”尸骸“是以罕见的曲肢葬方式下葬的。”尸骸“直接躺在了地上。他俩下葬时有棺木。那是一棵粗大的黑杨树被掏空后,倒扣在尸身上,做成的。棺木的两头,用羊皮和草泥封裹。使用这种奇异的”独木舟“形状的倒扣式黑杨树树棺,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葬礼。”据民族学材料,在不少原始民族中存在一种宗教信仰,相信人死后灵魂要涉过一条大河才能到达‘彼岸’。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考古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为死者过渡往彼岸世界准备的舟形棺葬具。“(上述引文见周金玲著《新疆尉犁营盘古墓发掘记》。三联书店。
2002年5月版P21—22)“尸骨”身下没有垫任何东西。也许当时他们的亲人是替他们垫了什么的,比如苇席、毛毡、蒲草之类的东西,到韩起科发现他们时,它们早已风化掉了。死者的头前还放着一个很大的木盘。木盘里盛放着羊骨和面饼,还放着些诸如木碗、木钵、木几一类的物品。他不知道他们活着时,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他在其中一具尸骨旁发现了一把弓,一把刀。他知道这一位肯定是“父亲”。而在另一位身旁发现了一个木质粉盒,还发现了一个木奁和木纺轮,一些碎羊毛,一把梳子。他知道“她”应该就是“母亲”了。那年秋天,他特别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内心感到特别孤独的时候,来到这一片广阔的芨芨草草原上探寻,跟随一群野驴来到这儿。看到了两根栽在沙土中的木桩。木桩上的疤节和裂痕告诉他,它是被人栽插在这儿的,至少也应该有一千四五百年了。细细一观察,他又发现,这木桩其实是古代一种船桨的演化品,比实用的要高大一些。他忽然记起在某一本考古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一时间他想不起来是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的那本《亚洲腹地旅行记》,还是俄罗斯探险家柯兹洛夫,或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某本著作中看到的。)不少独木舟类的墓葬在地表上都会竖立类似的木桩。直觉告诉他,此处可能会有重大发现。他时断时续地在这儿挖掘了将近半年。(他当然不能天天泡在这儿。)终于让这一对一千多年前的夫妇重见了天日。发现这个墓葬后,他很多次拿起电话要报告给有关部门。但每一次都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知道只要一打通这个电话,这一对夫妇很快就会被打扰。很快就会招来很多的人,拍照,丈量,绘图,还有可能把他俩搬运走。他不知道这二位当年是怎样一群孩子的父母。但只要一走近他们,他眼前总是能出现一万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想象自己也披着兽皮,或披着印金显花的圆领左衽袍服,行走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古大地上。每每在这个时候,他总是会很激动,也不再感到孤独。他知道自己是这一类真正的“冈古拉人”的“后代”。他是可以静静地跟他们“对话”的。他决定违规地把他们“隐藏”起来,化了极大的力气,秘密地为他们修建了这样一座简陋的“地宫”。
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
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上这儿来呆上一会儿。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心理上,他把这一对“夫妇”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那天韩起科把那一提兜书和图册放到“尸骸”身旁后,便在土坑旁歇息了一会儿,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仿佛在跟他俩“告别”;然后重新拿芨芨草和苇子掩藏妥了这地窝子,便回到了小木屋跟前。也许是多年来一心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但又不敢当面去询问高福海的缘故吧,自从那年接触了那些考古队员后,寻找“远古冈古拉人的踪迹”,就成了这狗屁孩子惟一的“业余爱好”。按说,这种行为不该出现在一个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上。但是只要跟冈古拉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能深深地吸引他,甚至还能深深地震撼他。
然后他从小木屋里拣出一点日常用品,牙刷牙膏肥皂换洗内衣之类的,打成一个小包;再往木屋上洒了煤油;再在牙齿的帮助下,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掏出打火机,摁着了,却又久久地久久地下不了决心去点燃那两间小木屋……
原以为,法庭一定会判自己死刑。得知严重烧伤了两个四五岁的娃娃,将给他们带去终生的残疾。那场火把场部的黑杨林基本上全烧毁了。他觉得自己真的该枪毙,真的应该拿自己的命去抵偿。那天公审,是在冈古拉农场场部的老俱乐部举行的。开春前的雨夹雪天气,使那天变得特别阴冷。烧焦的黑杨树湿淋淋地耸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看起来也特别的凄戚。那天冈古拉所有的人,不问男女老少,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到了,心情虽不尽然相同,但却一概地全都阴沉着脸盘,裹着淋湿了的老棉袄,老山羊皮大衣,踹着一脚黏稠的泥巴,把那个本来就不算大的俱乐部礼堂挤得满满当当。那天高福海病了。主持公审大会的是朱副场长。由哈拉努里法院的三位审判员和一位书记员组成的合议庭成员,端坐在泥土垒起的主席台正当间。小分队的全体队员,除了因伤仍在住院的赵光和仍然在“逃”的张建国孟在军以外,按通知的要求,全都到场接受教育,而且被安顿在最靠前的两排位置上。也许是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座位的两端,大会组织者都安排了持枪警卫把守。后来才知道,在礼堂后身的化装间和道具间里,当时还预备了两个班的持枪警卫,在楼上电影放映间里还秘密地架着两挺机枪。主要就是担心小分队的人在公审开始后,会突然带领一部分老职工公然“作乱”。据说,大会组织者曾得到过这样的“情报”,小分队的队员在得知第二天要公审韩起科的消息后,当天晚间,互相走动得相当厉害,“一直在密谋着啥”。而一部分老职工频繁串门,也“躁动得可以”。
整个庭审过程中,韩起科一直带着手铐。(按说,庭审程序开始前,就应该除去被告身上的任何械具。但那个时候,不仅在冈古拉,可能整个中国都还没那些讲究。)大约是因为在看守所的这几个月时间中,一直没能见到太阳,他的脸色变得特别苍白。苍白到青白的程度。
他一直尽可能地让自己站得规矩一些,把上身挺得直一些。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小分队队员一眼。最后宣布,判处韩起科有期徒刑十年。一直保持着死一般寂静的礼堂里才突然升起了一阵潮水般的嘈杂声。小分队队员也一下都站了起来。但他们没有叫喊。因为坐在他们两旁的那些持枪警卫(全都是从那批退伍军人中选调来的)立即也站了起来,虎着脸,用枪指定了他们。除了几个女队员抱在一起,当庭哭了起来以外,几十名小分队队员一直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举动。
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
当时他也还是想回冈古拉的。但就在他拿到假释证那天的中午,在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服刑五年,由于在狱中表现突出,韩起科获得假释。按规定,他本应回冈古拉,向当地的派出所报到后,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当时他也的确想回冈古拉。但就在拿到假释证的当天晚间,他去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买第二天回冈古拉的车票,却在那儿遭遇了这样一档子事,使他一下打消了回冈古拉的念头。那会儿,去冈古拉的长途班车,已从过去十天一趟,增加到隔天一趟,但车票仍然紧张得要命。黑市票黄牛票能比正常票价高出一两倍去。即便如此,车站候车室里仍然常常挤满了因为买不到车票,去不成冈古拉,而不得不滞留在那儿的人。他们枕着各自沾满灰土泥垢的行李包,躺在候车室同样积满泥垢和瓜子壳儿的水泥地上,等候车站里卖出加班车的车票。这趟线路突然走俏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人们发现冈古拉戈壁滩上的甘草肉苁蓉能卖大价钱;再一个就是,在冈古拉的西山里,据说发现了多处优质煤的矿藏。传说国家已经决定加大投资力度,开采这些矿藏。为此,要修路、要砍树、要架高压线、还要搭建无数的工棚……于是,各地的民工和盲流纷纷涌向冈古拉,长途班车票自然就走俏了。
那天,韩起科吃过晚饭不久,就向分区监狱长请了假,带上一个小马扎,一本《简明中国近现代通史》,还带一件夹外套,上车站通宵排队,购买去冈古拉的车票。到车站一看,售票窗口前已经排上了长队。每个人都带了一根短绳子,栓住自己前边那个人的裤腰,防止加塞儿。这四五年一直在监狱里渡过的韩起科哪会知道这样的规矩和窍门?再回监狱去取绳子,肯定来不及了,解裤腰带吧,既不雅观,也不方便。赶紧想别的办法吧。便跟身前身后两位也是来排队买车票的主儿,打了声招呼,就向车站外走去;一出车站,就瞧见附近各小商店的柜台上都挂着有这样的绳子出售,便赶紧买来一根,上队伍里去系上;又听说明天肯定会有加班车,再加上原定的那一班车,怎么也能有八九十张票供出售,再加上部分站票,总共可能会超出一百张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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