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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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对蔡伦造纸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一些专家认为，经过考证，这些纸的年代都比东汉早，因此可以[奇·书·网]说，在蔡伦之前，中国就有了纸，蔡伦不应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另一些专家则对出土这些纸的古墓或遗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是不是真正的纸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已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但其质地较粗糙，结构也比较松散，造纸技术仅处于初级阶段，而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纸的质量和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纸。因此，部分专家指出，蔡伦对纸向中国、向世界的推广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纸的人，也可以算作“造纸术”的发明人。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再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经专家考证，这张古纸的“生日”是西汉早期，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了300多年。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天水放马滩纸，当时成为中国在西汉早期就有优秀纸张的惟一物证。
近日，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研究又有重大发现，甘肃省考古所研究人员在该遗址发掘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宣元及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成，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此次敦煌出土古纸的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时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这些古纸的发现，使考古界、造纸界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些人对新材料不予承认，而另一些人认为早在西汉初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文字和绘图，这比蔡伦早了两三百年。并由此推断：蔡伦是造纸术的改造者，而不是发明者。蔡伦只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把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这些废弃物品都充分利用起来，降低了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我们分析研究古纸，首先应明确“纸”的含义。
在古代，埃及有草纸，欧洲有羊皮纸，我国有作书写用的缣帛谓之纸和蔡侯纸。其中只有植物纤维制造的蔡侯纸对世界造纸工业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其基本工艺一直沿用至今。蔡伦造纸的基本点是植物纤维经过剪切备料、沤煮、舂捣、加入或不加入辅料、抄造成型、干燥，制成符合书写或某种用途的薄片，称之为纸。
通过古纸标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工艺处理。没有经过造纸基本步骤处理的纤维薄片，就不能称之为我国古代传统概念上的纸，如果除基本步骤之外还采用了其他新的工艺措施，在标本上也能留下痕迹，通过分析研究更可以了解当时的工艺。面对近几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汉古纸残片，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踪访问和研究。据该所高级工程师王菊华介绍，他们主要分析了8次发掘，近20个样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历次出的土西汉古纸的主要内容。结论认为：“灞桥纸”的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
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悬泉纸中部分纸的原料是树皮，是草浆。根据史书记载，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国草浆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间，因此结论认为许多遗址干扰太大，很难为据。
综上所述，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就在人们争论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还是东汉时，另一些学者透过古纸研究，引发了对考古学的思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史前考古学教授陈淳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是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能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有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像这样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的轻率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
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我们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他们起初是把文字镌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羊等动物的胛骨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使用新的记载文字的材料———简牍和缣帛。简牍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长三尺，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
面对考古界就蔡伦是否为造纸术发明人提出质疑一事。国内首家纸文化博物馆———陕西洋县蔡伦纸文化博物馆的高尚馆长认为，直至目前，尚无人能完全证实蔡伦不是我国造纸术发明人，而造纸术不管是蔡伦受前人启示借鉴，还是独创，他对世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高馆长说，不管哪一种观点，都要靠史实来证实。允许有争议，但争议需要古文献、考古挖掘来做充分的考证。就目前资料来看，蔡伦之前，尚没有加工植物纤维制成的纸浆，而蔡伦是有意识采用植物纤维来加工纸浆并规模生产的。而且，考古工作也可能会出现纰漏，比如在西汉的遗址上，也有可能出现东汉时期的物品，要证实其年代，还需要做细致的工作。高馆长称，此前，灞桥纸曾被作为我国最早的纸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后来由于缺乏史实依据，又从博物院撤了出来。所以虽有文物出土，提出观点前也应进行严谨的论证。
2.张大千究竟是功还是过在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
当时，关于张大千如何“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曾多次见诸报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对张大千进行“查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曾给张大千打去措辞严厉的紧急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以示“严重警告”。接着，大批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奉命”对张大千实施“严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50年前的公案后来，甘肃省参议会立案控告张大千，说他“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而且，他们还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也要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对张大千“予以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敦煌学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某报一篇长篇报道的刊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也就成为了许多人争论的焦点。这篇报道里说：“罗华庆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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