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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杰说:“没事,没事,你店里出3个,我店里3个。”
刘冰这时候插言道:“世杰就别抽调人了,我找两个朋友帮忙,一来都懂音响,拆拆卸卸的手不生。二来可以免费参观大展,他们开了眼界,我也落了人情。”
丁元英说:“具体事务你们商量,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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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16日,星期六,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开幕的第二天。
这一天是音响展示会的高潮,场外的彩旗迎风招展,大幅广告满目皆是,前来参观的商家和顾客人数明显增多。参观门票100元一张,每位入场的人都随门票赠送一份大展会刊和一张由日本压盘制作的纪念CD唱片。每个楼层的入口处都有热闹的发烧天碟热卖、歌星签名售唱片、发烧轩主及乐评人签名售书之类的活动。
格律诗4个股东从古城带来了6个人,对展会期间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欧阳雪负责与组委会之间的联络,叶晓明负责展室的大宗业务接洽和指挥各销售环节的协作,刘冰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负责展会上的零售业务,冯世杰带着他的两个人在正天大厦地下停车场格律诗公司的仓库负责接待从展会转来的各地经销商的批发业务,小杨带着两个从维纳斯酒店抽调的人守在音响店负责零售和机动送货任务。
刘冰的情绪很好,以东道主的身份陪着两个从古城来的发烧友在展厅里四处浏览,谈论着哪一款音箱音质好、哪一种配置最完美等等。刘冰带两个朋友来北京,或多或少都有些虚荣和炫耀的成分,他们看到的是宝马轿车,是开在首都的音响店,是参加中国最高规格音响展会的场面。他们看到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在橱窗里卖唱片的刘冰了。
叶晓明的心情则是另一种境地,他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种强力旋涡里,身不由己,茫然无措,不知道这个旋涡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
上午9点30分,叶晓明把加盖过格律诗公司印章的公告交给刘冰,让他到一楼大厅的公告栏、场外的公告栏和三、四、五楼展厅的入口处张贴。
就在格律诗公司贴出公告的40分钟后,斯雷克公司有了反应,张贴公告宣布:斯雷克一款电源、一款前级功放、一款后级功放在展会期间价格下调3%。公告是用毛笔和红纸写成的,张贴的时候还墨迹未干,显然是临时决定。这三款机器恰恰是推动格律诗音箱黄金搭配的机器,斯雷克公司意识到了500对格律诗音箱将给他们带来一笔几百万的生意。
两家公司一前一后贴出公告,立刻引起了经销商及生产商的关注。格律诗公司的展室沸腾了,斯雷克公司的展室拥挤了。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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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诗公司在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上将500对格律诗音箱以3400元的批发价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分布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有多家媒体预测,格律诗音箱的低价销售将点燃音响市场价格战的导火索,音响市场在消费者持币观望的心态下开始显现出冷市。乐圣公司的声誉受到严重冲击,网上开始出现追崇乐圣旗舰发烧友的文章和帖子,惊呼上当,指责乐圣公司暴利过黑,乐圣公司整个销售系统几乎陷入停滞。
价格,这个古老的经济杠杆发挥了它与生俱来的效应。乐圣公司迅速做出反应,董事会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起诉格律诗公司。
1997年6月3日下午,深圳巴比伦大厦9楼乐圣音响制造有限公司会议室,董事长秘书方惠芬将椭圆形会议桌擦拭一新,在每个席位上都摆放了一瓶矿泉水、一个烟灰缸和3份与会议内容相关的文件,一份是会议议题,一份是格律诗事件给乐圣公司的生产经营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份是乐圣公司对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的综合评估报告。
下午2点30分,参加会议的18名乐圣公司中高层管理干部如约而至,这是乐圣公司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将六城市直属公司经理一次召回深圳总部议事的会议,会议还特别邀请诉讼代理人蒋汉臣律师出席。
董事长林雨峰首先发言,说道:“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有人摸了老虎屁股,而且摸完了没给钱。董事会一致通过决定起诉格律诗公司,授权赵青出任原告方代表,委托明华律师事务所蒋汉臣律师做我方诉讼代理。今天特别邀请蒋律师出席会议,是为了让蒋律师更全面地了解我方的情况和意图。现在取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在正式提起诉讼之前跟大家通报一下情况,把各种观点和疑问都拿出来充分讨论,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总经理赵青环视了一下与会人员,说道:“格律诗事件的实质是两对箱子的价值卖了一对箱子的价钱,这个行为向市场输入了这样一个错误信息:乐圣旗舰是以一对箱子的价值卖了两对箱子的价钱。这势必导致消费者心理不平衡,甚至对乐圣品牌的反感和排斥,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过去所有的努力和荣誉都将被欺骗两个字重新注解,这就意味着乐圣旗舰可能被淘汰出市场,也就意味着乐圣的整个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企业凭的就是一块牌子,牌子倒了,跟着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林雨峰说:“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我们请蒋律师就诉讼的法律问题向大家做一个简要介绍,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和蒋律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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