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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东阳续了病假。他帮日本人搞恐怖的时候,自己从来没有尝过恐怖的滋味。不论青年男女在被捕的时候怎么惊惶失措,他们的父母怎么悲恸欲绝,他都无动于衷。他就知道自己有了钱又有了势,这,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回,瑞全把子弹头给他摆在了眼前。他不敢碰它。他怕只要轻轻沾它一下,就会嘣的一声炸了。它,亮晶晶,冷冰冰,老瞧着他,象个叽里咕噜乱转的眼珠子似的,老跟着他。
老实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冤有头,债有主,他根本不认为自己造了什么孽,犯了什么罪。现在,死真是找上他了。他既不承认有罪,自然也就不存在赎罪的问题。信教的人相信罪是可以赎的,这能使人改恶从善;而蓝东阳可是死心塌地,不可救药了。
他总是害怕,非常害怕。啃着啃着指甲,他会尖声大叫起来,一头钻到床上,拿被子把头蒙起来,能一憋多半天,大气也不敢出,捂得浑身大汗淋漓。他不敢掀被子,觉得死神就站在被窝外头,等着他呢。
只有等胖菊子回了家,他才敢推开被子坐起来。他把她叫过来,发疯似的乱搂一气,在她的胖胳臂上瞎咬。她是他的胖老婆,他死以前,得痛痛快快地咬咬她,把她踩在脚底下,踩个够。只有这样,为她花的钱才不冤。
咬完她,他朝屋里周围瞧了瞧,把他的东西细细看了又看,再算了算还剩下多少钱,他大声喊着:“我不能死,不能死啊!“
他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下地,抓过一只铅笔,一张纸,把所有的家具、衣服、茶壶、饭碗什么的,一一登记上,连笤帚和鸡毛掸子都没有剩下。开列的项目越多,他就越得意,也越害怕。眼看活不成了,这么些个东西可留给谁呢?不,不能留给胖菊子。她嫁给他,不过是图他的钱财和地位。东西不能留给她。
他又搂了搂她,把嘴伸到她的胖腮邦子上:“你一定得跟我一块儿死,咱俩一块儿死。“对,哪怕是躺在棺材里,他身边也得有个伴儿,要不,就是死了,也得日日夜夜担惊受怕。
胖菊子挣脱了他的拥抱,他恨得直咬牙。哈!她到底是祁家的人,没准儿还打算回祁家去,好嫁给瑞全!
他求胖菊子别甩下他,跟她商量,一块逃出北平去。对,得逃出北平!出了北平,瑞全就再也找不着他了。天底下不过一个瑞全跟他作对,只要到了别的地方,他就又可以绸子缎子穿戴起来。
要跑,这么些个东西可怎么带?桌椅板凳,当然远不如金子银子值钱,可是,不论怎么说,总还是他的东西。木头的也好,磁的也好,都是他费尽心机弄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东西拿得太多,日本人该截住他了。
到了晚上,一听见砰砰的声音——也许是洋车轱辘放了炮——他就一溜滚儿钻到床下,两手捂住脸。
白天黑夜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他倒了胃口,吃不下饭。不过他还是强打精神,硬塞下许多吃食。他得吃,有了劲儿才能想出逃命的办法。勉强吃下去,消化不了,他呼出来的气就更臭了。他屋子里的门窗,都死死地关着,不消一两天,屋子里的味儿就臭得跟臊狐狸洞似的。
他病了这么久,日本人起了疑,派个日本大夫来瞧他。大夫把门敲开,一股子臊臭味儿差点没把他熏得闭过气去,赶紧跑过去把所有的窗户都给打开。
要是往常,来个日本大夫,东阳还不跟磕头虫似的,鞠多少个躬。可是这一回,他不怎么高兴,担了心思,替日本人办事儿的,不是常被日本人毒死吗?
大夫给了他点儿助消化的药,他不敢吃。大夫左说右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药硬给他灌了下去。
东阳躺在床上,认定自己快死了,大声哭了起来。
药慢慢打嗓子眼里往下窜,不多一会儿,只听得肚子里咕噜咕噜一个劲儿地响。准是给他下了砒霜!他挣扎着爬下床来,把门窗又紧紧关上,稍微自在了一些。肚子松快了点,不那么难受了,他笑了。唔,没有,没给他下毒,可见日本人对他还是信得过。好吧,想个招儿,逃出北平。
唔,干吗不,干吗不到日本去呢?那儿不也是他的国家吗?
胖菊子另有她的打算。她不乐意再伺候东阳了。这不算对不住他。她耐着性子,用她那一身肥肉供他取乐,足有三年之久。现在,用不着再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他了。她要是真打算走,就得快——把东阳所有的钱都敛了去。
不能等他病好,趁他卧病在床,正是大好机会。她从东阳那儿弄来的钱,早已换成金银藏到娘家去了。可是东阳一死,谁敢保日本人不会到她娘家去搜呢?要走就得快,跑得远远的。马上走,不但能保住她存在娘家的东西,还能把东阳身边的细软也带走。
有了金子,她也许就能跑到上海,或者南京那些大地方去,凭她这些年跟着大赤包和东阳学来的一身本事,还不能另起炉灶,大干一场?
不能老这么犹犹豫豫的,她得赶快动手,趁东阳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赶紧把细软敛到娘家去,然后拿上东阳的图章,把他在银行里存的现款卷个精光。
就这么着,她把最值钱的东西和现钱带在身边,把笨重的东西存在娘家,一溜烟上了天津。
菊子跑了,东阳并不留恋。如今天下大乱,一口袋白面就能换一个大姑娘,胖菊子算个什么!他喜欢胖娘们,要是女人按分量计价,他也可以用两袋子白面换一个更肥的来。
不过,等他发现菊子把他的钱财拐跑了,他两只眼珠一齐往上吊,足足半个钟头没缓过气来。虽说屋子里的东西没动,银行里也还有背着菊子的存款,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安慰他。
东阳真的病重了。焦躁,寒冷,恐惧,打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忽冷忽热,那张绿脸,一会儿灰,一会儿紫。发冷的时节,那副黄牙板,一个劲儿地直磕打。他想好好盘算盘算,可是,一股透心凉的寒气,逼得他没法集中思想。他想来想去,摆脱不开一个死字。
猛地,他又全身发热,脑子里乱哄哄的,象一大群蝗虫嗡嗡地猛袭了来。稍一清醒,他就大声叫唤:“我不想死,给我钱,上日本去——。“
日本大夫又来了,东阳吃了点儿药,迷迷糊糊地睡了。他的脑子静不下来,觉也睡不踏实。他放不下钱和菊子。东阳病得久了,上头又派了个校长到铁路学校来。
要是往常,瑞宣就该考虑按规矩辞职。可是这一回,他连想也没想仍然照常到校上课。只要新校长不撵,他就按瑞全的意思,照旧教他的书。要是新校长真不留他,到时候再想办法对付。
新校长是个中年人,眼光短浅,不过心眼儿不算坏。虽说这个位置是他费了不少力气运动来的,他倒并不打算从学生身上榨油,也不想杀学生的头。他没撤谁的职。瑞宣就留了下来。
对于瑞宣说来,这份差事之可贵,不在于有了进项,而是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对祖国,对学生尽尽心。他逐字逐句给学生细讲——释字义,溯字源,让学生对每一个字都学而能用。除了教科书,还选了不少课外读物。他精心选出的那些文学教材,都意在激起学生的爱国热忱,排除他们的民族自卑感。他装作漫不经心地选了一些课外读物,仿佛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这样做起来,即使学生中有个把隐藏的特务,也不容易挑出他的毛病。
最难的是出作文题。根据他的教学原则,他不愿意给学生出些空空洞洞的题目,让学生作起来,只能拿“人生于世……“开头,然后咬着毛笔杆,怎么也想不起下句该写什么。但他又不能出些与时事相关的大题目。要是他胆敢在黑板上写点什么跟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他马上就会给抓起来。为了避免空洞,也为了不被抓起来,他出的题目总得跟课文沾上边。这样的题目学生有话可说,他也能从而了解学生的反应。
改作文卷子的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很多学生的作文说明,他们不但理解他的苦心,而且还小心翼翼地向他倾诉了压在心底的痛苦。批改作文原是件枯燥无味的事,现在倒成了他的欢乐。他简直是在用隐语在和一群青年人对话。
他特别注意那些可疑的学生,观察他们是不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使他高兴的是,有一两个汉奸家庭的子弟,观点和他们父亲的截然不同。有了这个发现,他反躬自省,觉得自己以前过于悲观了。他原以为,北平一旦被日本人占领,就会成为死水一潭。他错了。
他决定让小顺儿去上学,没时间自个儿教。现在他看清了,学校里的老师并不象他原来想的那么软弱无能。
东阳躺在床上,冷一阵热一阵受煎熬的时候,冬天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北平。这一冬,冻死了许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乍起的春风,还没拿定主意到底该怎么个刮法。它,忽而冷得象冰,把墙头上的雪一扫而光;忽而又暖烘烘的,带来了湿润的空气,春天的彩云。古老城墙头上的积雪也开始融化,雪水渗进城墙缝里。墙根下有了生机。浅绿的小嫩草芽儿,已经露了头。白塔的金刹顶,故宫的黄琉璃瓦,都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可是,忽然间又来了冰冻,叫人想起寒冷的隆冬。
人们扒掉了厚重、破烂的棉袄。一阵寒风吹来,感冒了,一些人很快就死了。冬春之交,最容易死人。
春天终于站稳了脚跟。冰雪融化了,勇敢的蜜蜂嗡嗡地在空中飞翔。忽然传来了比春风还要温暖的消息,使所有的北平人都忘掉了一冬来的饥寒: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瑞宣从老三送来的传单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读了这些传单,瑞宣欣喜若狂,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学校。走进教室,只见一双双眼睛都闪着快活的光芒。他明白,日本挨炸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大家眼睛里的光亮,照得整个教室异常温暖。他一句话也没说,只用闪烁着同样光芒的眼睛看着大家。每个人的脸上全带着笑,许多双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瑞宣开始讲课了。他很想插一句:“日本挨炸了。“可是拼命控制住自己。这几个字象音乐一样老在他的胸间荡漾。他还想对学生们说:“小兄弟们,这个好消息是我弟弟送来的呀!“不过他不敢说出口来。
他现在懂得宣传的力量了。以前,他太悲观,总以为宣传不过是讲空话,没有价值。可如今——瞧吧,这条消息能使他,他的学生和全北平的人都兴奋,欢快。
为什么不多搞点这样的宣传?他决定帮老三搞起来。耍笔杆子的事,他在行。他知道,老三有本事,能把他写的东西印出来;钱伯伯也有本事,能把它散发出去。
他在街上遇到明月和尚,把想为地下组织写东西的打算讲了讲。和尚交代给他几个地址,写出来的东西就往那儿送。和尚要他注意化装,留神特务。
跟和尚分手的时候,瑞宣觉出北平春天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心,快活极了。他有了具体任务,不能再自惭形秽或踌躇不前了。
头年的萝卜空了心,还能在顶上抽出新鲜的绿叶儿;窖藏的白菜干了,还能拱出嫩黄的菜芽儿。连相貌不扬的蒜头,还会蹿出碧绿的苗儿呢。样样东西都会烂,样样东西也都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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