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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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朋dang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
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并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前乎景祐者，非无丁谓、王钦若之奸佞也。
而王旦沮钦若之登庸，马知节折钦若之匿奏，张咏且死请戮尸以贸丁谓之头，李迪誓死而斥丁谓之奸，王曾且独任窜谓之举，而不劳廷臣之交击。故钦若、谓非无邪党，亦以讦讼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福；胡旦、翟马周、梅询、曾致尧之徒，或乍张而终替，或朒缩而不前。盖大臣以国之治乱、人之贞邪、引为己任，而不匿情于且吐且茹之交，授发奸摘伏之权于锐起多言之士。
故刚而不挠，抑重而不轻，唯其自任者决也。而天子亦不矜好问好察之名，闻人言而轻为喜怒。则虽有繁兴之众论，静以听君相之从违，自非田锡、孙奭任谏诤之职者，皆无能骋其辩也。
好善则进之，恶恶则去之，任于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静以听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于前而有所称说，容之矣，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也。
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夫苟乐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则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于是而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抑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
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讳之朝。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甚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而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
抑考当时之大臣，则耆旧已凋，所仅存者，吕夷简尔。夷简固以讪之不怒、逐之不耻、为上下交顺之术，而其心之不可问者多矣。其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者，文彦博(矣)[也]，而亦利用夷简之术，以自挫其刚方之气；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
韩、富、范、马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于是石介、苏舜钦之流，矫起于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
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熙、丰以后纷呶噂沓之习，已早见于此，而君犹自信曰：“吾能广听。“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希合风尚之归，以颠倒于其笔舌；取先圣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证佐。
童而习之，出而试之，持之终身，传之后进，而王安石、苏轼以小有才而为之领袖；皆仁宗君相所侧席以求，豢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吕惠卿、邓绾、邢恕、沈括、陆佃、张耒、秦观、曾巩、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于蔡京父子，而后覆败之局终焉。
呜呼！凡此訾訾捷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视为土偶，任其掷弃山隅，而不使司祸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导以兴。其刚方也，非气之正也。其敦笃也，非识之定也。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天下后世犹奖其君德之弘，人才之盛；则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无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
按仁宗之世，所聚讼不已者，吕夷简、夏竦之进退而已。此二子者，岂有丁谓、王钦若蠹国殃民已著而不可掩之恶哉？夷简之罪，莫大于赞成废后。后伤天子之颊，固不可以为天下母，亦非甚害于大伦。
竦之恶莫大于重诬石介。而介之始进而被黜，以争录五代之后，亦宋忠厚之泽过，而无伤于教化；矜气以争，黜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欧、尹遽群起以去国为高，投滴水于沸油，焰发而莫之能遏。然则吕、夏固不足以祸宋，而张逐虎之网，叫呼以争死命于兔，何为者邪？
天子不慎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浮薄；一彼一此，以气势为荣枯，斯其以为宋之季世而已矣。读其书，言不可胜求也；闻其名，美不可胜传也。即而察之，外强而中枯；静而诊之，脉浮而筋缓；起伏相代，得失相参。契丹胁之，而竭力以奉金缯；元昊乘之，而兵将血于原野。当时之效，亦可睹矣，奚问后世哉！
七
(言)[古]者人得进谏于君，而谏无专官，不欲天下之以言为尚也。圣王乐闻天下之言，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上下交责于己，而不攻人以求胜；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乱之所以讫也。
谏之有专官，自萧梁始，而唐因之。谏有专官，则以言为职矣。以言为职，则以言为尚矣。以言为职欲无言而不可；以言为尚，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即言之。
于是进不揆于理，退不信于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贤其所不肖，不肖其所贤；时之所趋，意之所动，闻见之所到，曲折以蕲乎工，矫揉以成其是；科条繁而搏击鸷，枝叶盛而蔓延张，唯其所尚，以称其职，无不可言也。易曰：“乱之所繇生，则言语以为阶。“职此谓矣。
乃唐之有专官也，隶于门下省，则与宰相为僚属，而听治于宰相，法犹善也。所以然者，天子之职，论相而已矣。论定而后相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唯天子进退之，舍是而天子无以治天下。
夫天子无以博察乎人之贤奸而悉乎民之隐志，唯此一二辅弼之臣寄以子孙黎民者，为其所谨司。然而弗能审焉，则天子无以为天下君。若夫必置谏官以赞其不逮者有故：大臣者，一谏而善道之，再谏而昌言之，三谏而危言之；然而终不庸焉，则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
故唯宗社安危，贤奸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执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
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动之不臧，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节，见端于微，未形于大，宰相屑屑然以力争，争而不从，不从而不去，则辱其身；不从而急去，则遗其君。故宰相必靳于其小，而以封驳争论之权授之谏官，而后宰相得以持其大，而为进退之大经。故唐之制犹善也。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
天子之职，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弗能决择而委之谏官，则天子旷矣。天子旷而繁言兴，如是而不乱者，未之或有。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呜呼！宋以言语沓兴，而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
且夫宰相之非其人，有自来矣。上之所优礼而信从者，必其所喜者也。下之诡遇而获上之宠者，必上之所歆者也。上喜察察之明，则苛烦者相矣。上喜呴呴之恩，则柔茸者相矣。上贪黩武之功，则生事者相矣。上利锱铢之获，则掊克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则擅权者相矣。上逐声色之欲，则导淫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则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于宦寺，则结奄竖者相矣。
上委国政于妃嫔，则交宫禁者相矣。天下不患无君子，而不能获上于所不好。天下不能无小人，而不能惑上于无所迷。故谏官以其犯颜无讳之危言，绳之于早，纠之于微，则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鉴之中，莫能隐蔽。又岂待谏官之毛举细过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为乎？
是道也，自天子以至于修士，未有不以此为听言之经者也。言之益也，在攻其过，而诏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听言而悟，或听言而迷。
刚愎以自用，则祸至而不知。无主而听荧，则衅生于不审。故曰乐闻天下之言，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道之迹相背而实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
有言于此，攻己之失而尽其辞，君子之所乐也。言虽不当，抑必有当焉者矣。即无所当，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于此，攻人之失而发其隐，君子之所恶也。
言虽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即果无私，而不欲行之以启人之讦谤也。故君子之听言，止以自攻。
岂徒天子之于宰相为然邪？百执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宪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弘之德临其上，育其才而进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劝于修为，而乐效其职。
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长者，矫举纤芥，摘发暮夜，以败人之名节而使自弃，固明主之所必远。
抑岂徒天子之听谏官为然邪？庶士之族，亦有亲疏；闾里之交，亦有此耦；其离其合，自以其伦而为厚薄。
而浮薄之士，喜谈臧否者，攻其所不见，述其所未闻，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绝。
且岂徒攻人之过以相排陷者为然邪？朝则有章，家则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积)[称]引繁杂，琐陈利害，快愚贱之鄙心以要誉，乘时势之偶然以改图。
一人之识，而欲尽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强百致之齐。凭臆见以亏短成法，倚古语以讥驳时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穷工极变，以蛊人心而乱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绝，而不使敢干。
夫君子所乐听人言者，嗜欲之不戢，器识之不弘，学问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节，动止之不庄，出话之不正。勿惮我之威，勿疑我之拒，勿薄我为不足言，勿恕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绳裁木，必壹于正。则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尽。
如其刚直之气，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则小臣仆妾且将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赏及之，况仅此一二坐论之元臣，而授荣辱之大权于悠悠之心口哉？
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台谏持宰执之短长，以鸷击为风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弹而不退。
其甚者，有所排击以建其所欲进，而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害乃伏于台辅。宰执亦持台谏之短长，植根于内庭，而假主威以快其报复。于是或窜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当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
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击，害又中于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仁宗作法之凉，延及五百年而不息。
求如唐之谏官宰相同寮而不忧其容隐者，且不可得。况古之无人不可谏，用匡君德，而不以尚口为习俗者，养敦庞刚正之元气以靖邦家，其得失岂寻丈之闲哉？
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吕夷简即以逐孔道辅等十人，而余靖、孙沔旬日再窜。
廷臣水火之争，迄于徽、钦，无日无人不争为鼎沸。论史者犹以为善政，则甚矣一曲之士，不足与言治道也！
八
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后事而知之。今立于五百年之余，不揣而信其必然，况当日乎？
粤自继迁之死，子弱国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实则输锦绮以献笑，丐其不相凌暴而已。于是而西陲撤备，将帅戢身，戍兵束手者，垂三十年，而昊始反。
计德明之世，无亡矢折之患，拥盐池苑马之资，藉中国金缯之利，休养其人，以奡岸于河山险固之地，虽微元昊，且将鹰饱而飞；况昊以雄狡之才，中国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驯于柙也，庸可得乎？
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无一人之可将，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
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吟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已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岂足与狡诈凶横之元昊争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刘平、石元孙、任福阘茸轻脃之夫也。则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
故韩、范二公之任此，良难矣。三十年闲，执国柄以赞庙谟者谁邪？李沆四方艰难之说，无可告语，而仅以属之王旦，旦亦弗能效也。曹玮忧元昊之状貌非常，不得昌言，而仅以语之王鬷，鬷固弗能信也。
君饰太平以夸骄虏，臣立异同以争口舌，将畏猜嫌而思屏息，兵从放散而耻行枚。率不练之疲民，驭无谋之蹇帅，出入于夏竦、王氵公之间，吕夷简复以疲痹任心膂而可否其上，才即倍蓰于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翘然以起。则不能得志于一战，而俯首以和终，无足怪者。
乃以其时度其势，要其后效，宋之得免于危亡也，二公谋异，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军覆没也，范公过信昊之可抚而堕其术中也。韩公力主进兵会讨，策昊之诈，而自戒严以行边，则失在范，而韩策为长。然范之决于议抚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
古今有定势焉，弱者不可骤(胜)[张]而强，强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势，而自贻以危亡者，以不可张之弱尝试而争乍张之强也。夫前之自萎以积弱而养昊之强者，已如彼矣。然彼虽强，而未尝无所惮也。
以一隅而敌天下，则贫富不相若。以孤军而抗天下，则众寡不相若。内患未起，而人利于安存，则撼我也难。内治犹修，而人不思外附，则诱我也无术。固本自强，以待其疲，犹足恃也。而无识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驱积衰之众，糜无益之财，投进有可前、退有可却之散地，挑进则利、却则死(于)[之]狡寇，姑与薄侵其边疆，而堕其陷阱。一尝之而败矣，彼气增而我气折矣。
再尝之、三尝之，而无不败矣，彼气弥增而我气折尽以无余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贻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惮者，无可惮矣。有所疑者，无可疑矣。则虽有勇将劲兵以继其后，彼且无所惧，奋死以相搏，而势终不敌。
元魏之于六镇，契丹之于女直，女直之于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土地甲兵刍粮之富，率有余之众，卫久立之国家，以捍乍兴之小丑，奚其不敌，而瓦解以亡哉？
使如韩公徇夏竦之策，并数路之兵，同出一道，用争胜负，人怀异心，而投之虏穴。彼尽锐以攻其瑕，一将衅而全军骇溃，内地更无坚守有余之兵，岂徒鄜、延、泾、原之不可保哉？关中糜烂，而汴、雒之忧亦棘矣。
范公之镇延州也，兴营田、通斥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青涧以相策应，缓夏竦之师期，按兵不动，以观其衅。使得如公者以终其所为，财可充，兵可用，(术)[将]可择，俟之俟之，元昊死，谅祚弱，无难折棰以收为外臣。
即未能然，而不驱尝试之兵，送腰领以增其骄悍，金城屹立，士气犹存，元昊虽强，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略，所繇愈于韩公者远也。
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无土以障之，则河不决；无水以溅之，则油不炎。使汉高以武帝之兵临冒顿，则汉必危；抑使杨镐、王化贞以范公之策保沈、辽，则国必不毙。是道也，持于积弱之余，而以救其失者也。
急庸人之所缓者，建威之弘略；缓庸人之所急者，定倾之成算。无事而嬉于堂，闻变而哄于市，今古败亡之券，可不鉴诸！
九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才之所规，遂成乎量。才所独优，而规之以为量，则量穷于所规，规之内有余，而规之外不足。呜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于其分，而无损于道；有余者求盈于所规之外，治之而实以纷之也。观于韩、范二公可见矣。
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
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
而范公异是。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沈，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
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式于乡闾，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而)物也独切。故以之驱戎，无徼功之计，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终保西陲，而困元昊于一隅。
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繇是观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长。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长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后仅见其人也。夫才之所优，而学亦乐赴乎其途；才既优之，学且资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遗。
喜(心)[怒]既行，而物之不伤者鲜矣。才注于斯，学效于斯，喜怒循斯以发，量之所规，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概及乎规之所不至；则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怵心于天时，下增疑于物理，谨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时，使可受益于天人，而量固未尝不弘远也。
才之英发者，扩而充之，而时履于危，危而有所惩则止。故韩公之于西夏，主战而不终，其刺义勇也，已敝而终改。若其折母后，定储位，黜奸奄，匡幼主，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则正以不劳形怵心于细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忧之已急，虑之已审，乃使纤曲脂韦之士，得依附以售其术，固自天下己任之日，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
苟为君子，则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余，不觉其敬之弛也。唯其敬也，是以简也。
才所有余者，欲简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不简而不得。简之必敬，敬则不容不简。以此而论二公，韩之蔽于所长者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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