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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的脚板心一阵一阵的痒,我被弄醒了。我睁开眼看见,孙晓鸣坐在床边儿,笑嘻嘻地正用一根羽毛挠我的脚心,这是一根我插在桌上笔筒里的羽毛笔。我坐起身把他按在我的腿上,抬起巴掌朝他屁股拍了两下。我说你好坏,我都放假了,连懒觉也不让我睡。他歪过头调皮地看着我,笑嘻嘻地说,就要闹你,就不让你睡。我说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扯下他的裤衩,用巴掌扇他的屁股,他在我腿上挣扎着,伸出手挡在屁股上,我抓开他的手继续拍打,他停止了挣扎,看他闭上眼一脸很享受的样子,我就把他推了起来。他伸出手臂搂着我脖子,很赖皮地靠在我身上。
他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悠悠地说,有件事好奇怪。我问他是什么事?他也不看我,继续仰头望着天花板说。小时候特别怕挨打,在哪儿都当乖孩子,绝不去干闯祸的事。读初中后,因为交往的同学都是些坏孩子,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饭,渐渐也就不怕挨打了。每次挨完打趴在床上,屁股虽然很疼,但心里却觉得挺快乐的。如果隔段时间没挨打了,还真想惹点事讨顿打。
他说完这些话,直勾勾地望着我,想从我脸上找到答案。我想了一会儿告诉他,也许很多男孩都是这样,挨完打,反而心里觉得挺痛快的,痛快,就是痛且快乐。孙晓鸣呵呵地笑了,他捣了我一拳,说我形容得准确。
我接着说,法国有个大哲学家叫卢梭,写了一本《忏悔录》,他在书中说自己在少年时代,经常故意惹华伦夫人生气,就是渴望这位贵妇人,能够用鞭子狠狠抽打他的屁股。
孙晓鸣听完我的话,如释重负,他笑着说道,看来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他快乐地翻身下床,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他叫我替他数着,一口气做了50个,每个都非常标准。
在警校一年的训练,孙晓鸣的胸肌,腹肌,看上去都凸显得非常明显,胳膊上的肌肉也是硬硬的。他说在学校,学员队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跑步,然后去健身房练拳击和举重,晚上10点宿舍就关灯睡觉,生活极有规律。
但突然孙晓鸣低下头,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说,开学不久,他就差点被警校开除了。我有点惊愕,催促他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显然,我觉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他说开学两三个月后,学校为了调动我们这批学员的学习兴趣,专门安排了实弹射击课。男孩子对枪都特别感兴趣,每次在靶场训练时,都有专业教员陪同指导,训练完后再把枪送回枪械库。枪械库有个大爷值班,是个退休老警察,平常去领枪时,在值班室跟大爷登个记,就把枪拿出来了。
有天晚饭后,他叫同寝室的一个学员,陪他去了枪械库,他想去室内靶场过过枪瘾。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枪别在腰里,顺便把一盒子弹也塞进了兜里,他没跟大爷登记,他说那位大爷跟他爸很熟。
在靶场,他把枪装满子弹上好膛,放在射击台上,当他正在戴防音耳罩时,那个学员在旁摆弄着手枪,突然“啪”,一声枪响,枪走火了,那个学员的指尖正顶在枪口上,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流向了手背和胳膊,他俩都惊呆了。那位学员握着手指,赶快向医务室跑去,还好,只是把左手食指的指甲盖打飞了,没有伤着骨头。
孙晓鸣说,这下可是闯了大祸,当晚值班的副校长通知了校长,校长急匆匆从家里赶到了学校。校长把他叫去了办公室,他胆怯地刚走到校长跟前,校长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气急败坏的说道,你胆子太大了,你胆子太大了,要出了人命怎么办?
校长跟我爸接通了电话,简单几句话,把情况介绍了一下。然后他非常冒火的说道,老孙,你这宝贝儿子是要害我呀,偷了枪还伤了人,要真出了大事儿,我这校长也就甭当了。我也不关他禁闭了,你把他接回去揍一顿,让他在家反省一周,好好写检查。
这个校长,跟我爸是解放初期同时进入公安局的同期生,也经常来我家喝酒吃饭,他们关系特别好。事后我听说这种性质的事,学员当即就应该被开除学籍。
我说孙叔叔那么厉害,那你不被打惨了呀?苏晓鸣苦笑了一下说,我真在家反省了一周,而且是趴在床上,那一周,我屁股都不敢碰凳子。他拉下裤衩让我看,隐隐约约还能看见浅浅的四五道疤痕横在屁股上,能够想象出他当时屁股真被打烂了。我搂着他的肩膀,真希望他这辈子能够顺利点,再别出什么差错了。
这个假期,孙晓鸣天天就泡在我这儿,我的父母都去了东北,我爸是去参加他那只老部队的一个庆典活动。当年他手下的一个连长,如今已是军长了,这位军长殷勤备至的带着他当年的老首长,到处旅游参观。
邓长明从北京回来后,也跑到我这里来凑热闹,他真不愿意回到临江门那个吊脚楼里去住。他的哥哥几年前,贿赂了一位医生,开了一张肝炎证明,逃避了上山下乡,就在临江门摆了一家小面摊儿,还顺便卖点早点,如今已是万元户了,邓长明读大学的生活费就全靠哥哥资助。
孙晓鸣的哥哥,几年前去重庆附近的长寿县当了知青,一九七七年试行高考时,没有考上,于是回到公社发奋补习,一九七八年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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