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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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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老牟说这句话时,已经喝了几盅白酒。在丁木山庄乌泱乌泱退休老人的群体中,老牟算是一个体面的人,五官端正,面目红润,颇有气质,他退休于重庆歌剧院,是乐队的长号手。

    这个夏天,应朋友的邀请,来到丁木山庄避暑。让我有点吃惊,这个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山坳里的避暑小区,简直就是一个老人国,这里的居住者,平均年龄应该在70岁左右,绝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而像我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在这些老人群体中,貌相尚显得年轻,在他们的眼中应该算是小弟弟了。

    在一个蝉鸣鸟叫的午后,山风习习,我漫步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里,偶遇老牟,他手持一把长号,正和一个吹萨克斯的同龄人,合奏着南斯拉夫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在他们停下来抽烟的时候,我主动上前跟他搭讪,攀谈了几句,知道他是重庆歌舞团的老人。

    重庆歌舞团就是重庆歌剧院的前身,地处嘉陵江畔的观音桥。我问他认识一个叫黄熙的人吗?他说非常熟,大家都在同一个乐队,这让我有点激动,因为这人是我少年时代学小提琴的老师,让我想起了40多年前,在歌舞团职工宿舍昏暗的楼道里,跟老师学琴的情形。也因为这层关系,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晚上一块在小区的餐馆吃饭,饭桌上都是老牟在丁木山庄老年管乐队的朋友,这些70岁上下的老人,几乎都有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他们互相聊天时,也常常提起当知青时,那些偷鸡摸狗有趣的事。

    “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在酒桌上,这句话,老牟已经重复的说了几次。他脸上的表情,有种过来人的沧桑,我感觉老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居住的这个山庄,离贵州茅台镇很近,店家售卖的酒,都是茅台镇生产的53度正宗酱香高粱酒,喝起来很爽口,不辣喉咙。几杯酒下肚,在座的老人们,都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各自稀里哗啦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老牟把我拽到一旁,开始碎碎叨叨的讲起他的故事,我作为一个职业撰稿人,也很想听听他的故事。

    老牟说,他的父母都是重庆川剧团的职工,在民国时代学的艺,母亲唱旦角,父亲吹唢呐也是锣鼓师,他从小就跟父亲学吹唢呐,也吹笛子,弹琵琶,还能唱几折完整的川剧,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了。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很调皮,也很野,逃学,抽烟,喝酒,打群架是常态,学校也不正常上课,上课也就是背背领袖语录,写写批判文章。文艺单位工作的家长,常常把他们的孩子锁在家里,逼他们学点才艺。老牟说,在他十五六岁时,由于贪玩,还常被他爸用竹篾片打屁股,这种体罚被戏称为笋子炒肉。在那个苦闷的时代,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学会一门乐器,那时的文艺团体是很吃香的职业。

    17岁时,老牟终于逃脱了父亲的严厉管教,欢天喜地的去街道办事处报了名,到重庆下辖的綦江县当了知青。他被安排到一户农家寄宿,这是一栋干打垒石砌瓦房,一共三间屋,中间是堂屋,左右两个小屋算是睡觉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方桌,几个木凳,一只木箱,就是这户农家的全部家具了。灶房和茅坑,都在户外的土墙茅草房里,旁边还有个猪圈,房后的土坡上是一块自留地,挖有一口水井,地里种的是自家吃的蔬菜,莴笋,莲白,藤藤菜,茄子,辣椒,南瓜,豇豆。

    这栋房子独门独户,就在山坳里,掩映在一大片竹林里。房屋的男主人姓丁,老牟管他叫丁大哥,二十七八岁,是公社民兵连长,老牟因为会吹拉弹唱,一到知青点,就被公社吸纳为宣传队队员。把这个城里来的小屁孩儿,带到自己家里去住,也是丁大哥的主意。他去生产队扛回一扇门板,在自家堆粮食的那间小屋,用两根长条凳,为老牟架了一张床,再铺上厚厚的稻草,他像一个厚道的哥哥,对这个城里来的眉目俊秀的大男孩,表现出几分怜爱。

    生产队有两头耕牛,还有十几只羊,喂牛和放羊是个轻松活,在丁大哥的提议下,队长把这活指派给了老牟。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老牟讲到这里时,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酒桌上,老牟的朋友都散去了,就我们俩人继续喝着酒,老板给我们加了一盘油酥花生米。老牟嚼着花生米,抿着酒,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夕阳西下,赶着羊群,或者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名曲《小放牛》、《扬鞭催马运粮忙》,老牟说这是他知青生活的高光时刻。生产队的人都挺照顾他,也喜欢听他吹笛子。他还学会了用铁丝钓黄鳝,用手电筒抓青蛙田鸡的绝活,甚至还敢去逮乌梢蛇。他抓蛇的时候胆子特别大,徒手去抓蛇脖子,还扬言说,大不了它咬我一口,我就能把它吃掉。

    丁大哥的女人,用自家制的豆瓣酱、菜油,干煸鳝鱼或者红烧田鸡,老母鸡炖蛇肉,那更是超级美味儿了。自留地里也有吃不完的蔬菜,老牟每顿能吃两大碗带着锅巴香的土豆糙米焖锅饭,个子一下就窜了上去,身体也变得魁梧起来。家里每个月给他寄来5元的生活费,赶场的时候,他就花几毛钱,去镇上买一份烧白扣肉吃,算是解馋,顺便也给丁大哥捎瓶苞谷酒回去。丁大哥家养的猪,春节前杀掉后,用粗盐腌好,挂在灶台的房梁上,任它烟熏火燎变成腊肉,他常常在土豆焖饭里加上几片腊肉,拌上发酵后的剁椒酱,那美味真是不摆了。就这样,很快他度过了第一年的知青生活,除了有点寂寞,有丁大哥两口子的照顾,老牟在生活上真没吃过什么苦。他烦闷的时候,就爬上房后的山梁去吹笛子,直到把月亮吹出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望着窗外的明月想心事……

    丁大哥成家五六年了,还没孩子,老牟听生产队的会计说,有一年公社修水库炸石头,蹦出来的小石块,击伤了丁大哥的下体,落下了不育症。

    在夏天的一个黄昏,老牟在水井旁光着身子洗澡,丁嫂把他脱下的衣裳抱去洗了。丁大哥卷好叶子烟,坐在他身边一块大石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烟。晚饭时,丁嫂给他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蒜苗嫩胡豆炒腊肉,还点了一盆豆花。他喝了一碗苞谷酒,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醉意。山坡上的夕阳,红得有点儿耀眼。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个已发育成熟的男孩,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对老牟说,洗完澡,你去我屋里睡,今晚我睡你的板板床。老牟愣了一会儿,想起老会计给他说的那些话,才隐隐约约搞懂是什么意思,他顿时羞红了脸,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的表示拒绝。丁大哥生气了,他暴躁地从灶房拿出根劈成两半的松木棒,抓住老牟的胳膊,挥动起腱子肉凸起的手臂,用柴火棒抽打老牟的屁股,松木棒上布满木刺,每打一下,这些木刺就扎在老牟细皮嫩肉的屁股上,隆起两指宽的肿痕,疼得他嗷嗷叫,双脚乱跳。就这样,老牟被赤身裸体的逮进了丁大哥的房间。丁大哥的女人,似乎早就知晓了这种安排,她把丁大哥推出门外后,坐在床沿上,让老牟趴在她腿上,细心的用指尖,捏出一根一根扎在老牟屁股上的木刺,这一夜,老牟跟丁大哥的女人同床而眠,这个女人把他搂得紧紧的,就像搂着一只小动物,山坳里的明月,格外耀眼。

    故事讲到这里,老牟的讲述戛然而止。他有点摇晃地站起身,喃喃地吐出几个字:“回去睡觉,困了。”走出几步后,他回头又对我补充了一句:“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之后的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在小区碰见老牟。有一个清晨,我去了第一次遇见老牟的那片松树林,看见吹萨克斯的那位老人在打太极拳,上次我们在酒桌上喝酒时,已经认识了他,我叫他许哥。许哥是重庆税务局的干部,已经退休10年,他跟老牟都是綦江的知青,并且分配在一个公社,也都是宣传队的,许哥当年擅长拉手风琴。我们就坐在松树林里聊起了天。

    7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个特点,特别渴望倾诉,尤其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也许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人生剩下的时光不多了,就像回忆录一样,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讲给别人听。

    许哥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经是重庆日报的主笔,母亲在中学教书。他的曾祖父是重庆桐君阁的创始人,重庆渝中区下半城有一栋很气派的白色洋楼,就是他家的祖屋。

    说起桐君阁,这可是重庆著名药企,跟北京的同仁堂有一拼,在我小时候,父亲有个干女儿,是烈士遗孤,从部队转业后就在这单位上班,当时叫重庆制药八厂,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这个干姐姐,后来也成了厂里的工会主席。

    “我的曾祖父在发家前,曾经在药房当过学徒”。许哥慢悠悠的讲着他的故事。

    清末年间,光绪帝颁旨禁鸦片,许哥的曾祖父生产戒烟丸,发了财。1908年,他投资一万两银子,办起了桐君阁熟药房,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丹,乌鸡白凤丸,阿胶等中成药制品,享誉重庆街头。那时的桐君阁店堂房柱上,悬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重庆解放后,传到许哥爷爷手上的这份产业,因为公私合营,等于是无偿的送给政府了。许哥的父亲,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50年代就进入了新政府创办的报业,成为重庆日报的骨干记者。1968年被打入了牛棚。

    1971年,许哥去綦江当了知青,1975年被公社推荐去重庆财贸校读书,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商业局上班。80年代改革开放后,去了重庆税务局,在体制内的单位待了30年,混到正科级,2014年退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七八千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每年两三万的康养费,年收入也有十多万了。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晚年生活很幸福,每天除了吹吹萨克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麻将桌上度过。

    许哥这人,快人快语,说话干净利索,不兜圈子,几句话,就把他人生的简历说清楚了。

    我忍不住向他打探老牟的一些事情,想听一些他们在綦江当知青时的故事。

    许哥说,老牟跟丁家大嫂的事儿,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老牟在綦江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下乡才一年多,重庆歌舞团学员队招人时,作为文艺单位子弟,他就返城了,据说是丁大哥帮了很大的忙,还给公社书记和县知青办的干部送了礼。

    千禧年的时候,许哥和几个当年在綦江县插过队的重庆知青,结伴返乡,他们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老牟意外地在县城的集市上,碰到了当年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蔫老头悄悄告诉老牟,在他返城后不久,丁大哥家就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生产队人人皆知,这个男孩儿是向城里来的知青借种生下来的。

    听了会计的话,老牟目瞪口呆,更离奇的是,当晚,就在县城他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这个蔫蔫儿的老会计,拽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见老牟,这青年人的模样,简直就是老牟的克隆。这青年人仿佛知道他跟老牟的关系,他亲热腼腆的望着这个城里来的中年人,老会计去外面的小摊,切回一包猪头肉,还拎了一瓶苞谷酒,这爷仨就关在房间里喝酒唠嗑,喝到半夜,三人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打着呼噜睡着了。

    许哥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讲述。那次他们回去,老会计是背着丁大哥,带那青年人来见的老牟。就在他们打算回重庆的时候,丁大哥出现了,开着一辆装有苞谷杆的农用车,他带着这几个当年的知青去了一家餐馆。50出头的丁大哥,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纵横,胡子拉碴,满脸的沧桑感。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孙子。丁大哥拍着老牟微微发福的肚皮,很亲昵地说,你都有啤酒肚了,当年瘦得像个猴儿,挑担粪都要掉进田里去。然后他又把那小男孩拽到老牟跟前说叫爷爷,很耐心的跟男孩解释说,我是大爷爷,他是小爷爷。

    那次跟丁大哥的见面,非常自然和亲切,炒菜上桌的时候,丁大哥的儿子,急匆匆从外面赶来,提着一加仑桶的苞谷酒,他给每人倒了一碗酒。丁大哥说,他带儿子在重庆主城区的建筑工地上班,每人每月能开2000块钱的工资,很明显,他对这份收入特别满意。在2000年的中国,对于基层民众来说,这份收入也算高工资了,大多数国企职工也才 1000多元的工资。

    丁大哥的儿子,大名叫丁磊,就坐在老牟身边,不断的往老牟碗里夹菜,表现得殷勤倍至。他的身体健硕,留着港台片里那种小分头,穿着也跟城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那天的菜品特别丰富,看得出丁大哥是用心点的菜,整鸡整鱼,鳝鱼,青蛙,腊肉,香肠,豆花。隐隐约约能够感到,他对老牟有点儿愧疚和感激的复杂心态。

    吃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醉了,丁大哥的儿子,很亲昵地搂着老穆的脖子,对他耳语道,我知道你是我爸,但我不能叫你爸爸。在座的知青看到这种情形,差点流下眼泪,丁大哥则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

    我的一个发小朋友,刚刑满释放,是一个死缓囚犯,在监狱里被关了25年。他曾经是派出所的一个户籍小片警,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喝酒时跟人发生口角,他敲碎了啤酒瓶捅了对方的脖子,导致那人颈动脉血管破裂致死。他入狱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了孩子。他出狱的时候一无所有,他的哥哥多年前,在丁木山庄给他父母购置了一套两居室的避暑房,父母去世后,这套房子就一直空置着。我的朋友觉得生活在重庆市区内,愧对过去的熟人故友,于是索性搬到这贵州山里来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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