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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同时也就认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她,正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领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与生俱来的媚人的亲昵态度跟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亲切,但是我万想不到这个年青女人竟有一天会主宰着我一生的命运,并且,尽管她不负任何责任,却把我拖进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无底深渊。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我也早已和孔狄亚克神父结识了,他当时跟我一样,在文坛上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条件。我也许是看出他的禀赋、认识他的价值的第一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和我来往,当我住在让·圣德尼路歌剧院附近关起房门写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他当时正在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第一部著作。写完了的时候,他很难找到一个书商肯承印这本书。巴黎书商对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难的,而形而上学在当时又很不时髦,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我给他们介绍认识了。他们俩生来就是应该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要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这位大玄学家从他这第一本书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费——简直象是得了一笔恩赏。就连这点稿费,要是没有我,也许还到不了手呢。我们三个人住得很远,就每星期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到花篮饭店去吃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罗的心意,因为他这个人差不多是有约必爽的,对这个约会却从来没有爽过一次。我在这一聚会中订了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两人轮流执笔。我草草编了第一期,这就使我跟达朗贝认识了,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了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来挡道,这个计划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刚着手编《百科辞典》,开头只准备把钱伯斯的翻译过来,就跟狄德罗刚译完的那部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要我给这第二桩事业帮点忙,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答应了。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作家都只给三个月的限期,我就在这三个月限期内很仓卒、很潦草地写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给他了。这个手稿是我叫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十埃居给他。这十埃居一直没有人还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方面答应给我报酬,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向他开口。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第八章
前章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随着这一章,我那重重灾难之链就以最初的环节开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显贵的两个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样善于处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结识几个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储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编印了一部很好的卢梭文集而知名文坛。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丰特亲-苏-波瓦去住一两天,因为储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们俩都去了。从范塞纳监狱经过的时候,我一见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晚饭时,储君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说话,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其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了。这种过分的热心本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来的,所以大家也都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两个德国人,都是随侍储君的。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富有机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掉了男爵,成了储君的保傅;另一个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暂充储君的侍读,等着另找职业,他的服装寒素就说明他是急需找职业的。就从那天晚上起,克鲁卜飞尔和我开始结识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结识,发展得就不这样迅速:他不怎么肯露头角,绝没有后来时运亨通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我听说他能用钢琴伴奏,高兴极了。饭后,主人叫拿乐谱来,我们就在储君的钢琴上演奏起来,搞了一整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我,先是那么甜蜜,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在这一点上,将来我要大谈特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么难过啊!我因为有些要事,无法摆脱,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了两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样,之后,我就飞奔到我的朋友的怀抱中了。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和圣堂的司库和他关在一起。可是我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一声大叫,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我激动和快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当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考虑不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来作自我表扬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我有时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地位,这绝不会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我发现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这里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而园林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毫无疑问,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务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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